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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夫之的知行说，就是在批判和总结朱、王二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，也就是在破中立的。
其中一派向理不离气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。这里，他还提出了通过感觉经验认识事物规律的思想。
朱熹认为理气是二物，而理是主宰。他对自然科学很有研究，特别是天文学和音律学方面，有较深造诣。他之所以批判性善论，还在于强调后天修道立教的作用。他们在当时担负着双重任务，一方面批判王学，一方面改造理学。王廷相批评朱熹把心与理合一，因而混淆了主观同客观的界限。
既然气是体，道是具，理出于气，就不能说理在气先，理能生气。这样看来，太极就是王廷相哲学的最高范畴，但是他克服了朱熹太极观的矛盾，彻底批判了以太极为最高精神本体的理学思想，确立了以气为本体的气学思想。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过程。
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礼代表社会规范，是外在性的一面。所谓心性问题，并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，它主要是哲学人性论问题，它所探讨的是人的本质、本性、自我价值及其在自然界的地位等一类哲学问题。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
和认识论也有一定联系。当他把天命当作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进行解释时，确实表现了宗教神学的倾向。
[30] 不好胜，不自夸，不怨恨，无贪欲，可以说做到了难，但还不能说就是仁了。孟子并不反对知性，但他反对以认知理性论性。既是客观必然性，又是主观目的性。人的社会地位不同，由此所决定的自我意识也不同。
儒家的道德人性论，不仅强调仁，而且强调义。[23] 这种自然的心理情感，被认为是仁的真正基础。心之有四端，犹人之有四体。属于实践理性，而不是认识理性。
孟子把诚说成天道，显然具有超越性。[46] 人之耳、目、口皆有共同的感性欲望和要求，由此证明，心也有共同的欲望或需要。
恻隐之心又叫不忍人之心。仁者爱人，智者知人[13]，就是对仁与智的基本解释。
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孔子的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在这里变成了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[55]。如果说，孔子还比较强调仁的外在性，强调社会政治、伦理规范——即人与人的关系的客观内容，从而以复礼为实现仁的重要方法，那么，孟子则把仁完全变成人的内在的情感意识和需要，收缩到人的内心，以心为其根源。孟子关于人性是人的类本质的学说，虽然是先验论，但是并没有离开现实的社会存在。所谓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[36]，就是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的类（族类、群类）思想，并不是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那样的宗教文化基础上，也不同于墨子那样按照天志人人应该兼相爱，交相利的功利主义。
所谓仁者先难而后获[12]，也是把道德实践放在第一位。[8]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。
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，可以为仁矣？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心之官则思，就是思其天所与我之性。
能不能做到仁，这完全是自己的事情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思就是收放心的根本方法，并不是对客体有所认识。
因此，孟子所说的心，从根本上说就是仁义之心或良心。几千年来，中国传统心性学说和孔子的名字是分不开的。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道德理性来源于心理情感，因而是人人固有的。
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即由其功能表现其心理结构。
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礼和仁。圣人与我同类者，人皆可以为尧舜。
二 如果说，孔子只是提出了道德主体论的基本思想，还没有展开心性论的系统论述，那么，孟子则真正完成了这个任务。[54] 人就其现实性而言，是一个类（族类）存在。
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而这一点正是从心理学出发的，却又不能归结为心理学的问题。尽管这是一种先验的道德人性论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，但是在完成自我人格方面，却具有重要意义。子夏重艺，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君子学以致其道[34]，故孔子告诫他：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
从心性论的观点来看，这是内向型的自我认识，不是外向型的推理认识。这种内在需要产生了意志和目的，正是人所独具而其他动物所没有的。
子夏所谓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[14]，也是把人伦道德作为智的主要内容。[35] 说明他以完成仁德为其学说的根本内容。
它一直以人为中心课题，但又不离自然界。[68] 这里所说的故，就是所以然之故，具有因果必然性。
